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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层如何弥补 小语种翻译:繁华背后的忧思

2010-09-10 16:46

捷克语翻译家、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的中文译者蒋承俊于5月30日病逝。捧着翻译家离世前留下的那本还冒着热气的译作———哈谢克的《好兵帅克》,顾盼四周,我们竟看不见捷克语翻译界有青壮年的鲜活血液顶上前来。这样令人心酸的现状,难免再次引发“中国的东欧文学、乃至整个小语种翻译研究的断层该如何弥补”这样的话题。

早期的《小说月报》以译介小语种国家的文学为主。

《新青年》杂志是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。

东欧文学译介年表

●1922年起,孙用开始在《小说月报》发表译作,出版有波兰戈尔扎克等的《春天的歌及其他》(短篇小说集,上海中华书局,1933),保加利亚伐佐夫的《过岭记》(短篇小说集,上海,中华书局,1931),爱沙尼亚诗集《美丽之歌》,《保加利亚短篇集》(上海正言出版社,1945)等。所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长诗《勇敢的约翰》,由鲁迅资助出版,另译有普希金的中篇小说《甲必丹的女儿》(1944,后多次再版,更名为《上尉的女儿》)。

●1928年,钟宪民发表从世界语转译的外国文学作品:尤利·巴基的长篇小说《牺牲者》(1934年)、短篇小说集《波兰的故事》等,以波兰作家奥西斯歌的长篇小说《马尔达》(又译孤雁泪、玛尔旦、北雁南飞)影响最大,1929年7月由北新书局(上海)初版,40年代又出了4个版本(进文书店,重庆,1942、1944年11月;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10月、1948年9月)。

此外,胡愈之、金克木、叶君健、楼适夷、魏荒弩、胡天月、叶籁士、卢剑波、劳荣、周尧等也是以世界语译介东欧文学的代表。

●195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蒋承俊译捷克作家伏契克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

●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星灿译捷克作家哈谢克《好兵帅克历险记》

●1989年漓江出版社出版绿原译的波兰作家米沃什的《拆散的笔记本》

●1993年《世界文学》刊登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作品

●199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崔卫平译捷克作家伊凡·克里玛的《布拉格精神》

●1999年译林出版社出版《世界英雄史诗译丛》收入了世界各主要文化中流传的英雄史诗19部20多种

●2003年中青社推出《赫拉巴尔精品集》的《过于喧嚣的孤独》、《底层的珍珠》等

●2004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星灿译《伊凡·克里玛作品集》,为国内首次集中出版克里玛的作品

●2003年至200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·伊姆雷《英国旗》等七本作品

●2004年译林出版社出版波兰作家贡布罗维奇《费尔迪杜凯》易丽君、袁汉镭译

经不起推敲的繁华

我们定义的“小语种”,是排除联合国通用语种(英语、中文、法语、俄语、西班牙语、阿拉伯语)外的所有语种。事实上,跨文化时代的到来,交流和对话的增多,令市场上的小语种图书逐渐与英、法语图书平分秋色。

就以2006年至2007年间为例。我们只要环顾左右:2006年诺奖得主帕慕克的代表作《我的名字叫红》、《白色城堡》,捷克诗人塞弗尔特的回忆录《世界美如斯》,译介进国内后,都是畅销或受到高度关注的作品。还有捷克文学大师赫拉巴尔最著名的中篇小说《严密监视的列车》、蒋承俊译的大部头《捷克文学史》,艾柯的小说《波多里诺》,《玫瑰的名字》、《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》、《昨日之岛》等等,都是值得珍视的成果。据说今年内卡尔维诺的几个单行本还会陆续面世。

然而细看,这是经不起推敲的繁华。引用我国专门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老专家冯植生的一句话:“现在的情况是,东欧有人拿了诺贝尔奖,国内却没有人了解。”捷克诗人雅罗斯拉夫·塞弗尔特198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,其引人瞩目的回忆录《世界美如斯》的中译版去年才现身。而参与翻译该书的翻译家杨乐云,也参加了从1999年开始的翻译赫拉巴尔文集的庞大工程。

只是到了今天,距离这位捷克文学大师的19卷文集中译本全部面世依然长路漫漫;而当年杨乐云所在的中国社科院外文研究所东欧文学组,几年前早已解散了。

目前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译者。帕慕克的横空出世捧红了一个沈志兴,可全国上下找,似乎也就一个人能翻译土耳其文学。

“五四”时期的“开天辟地”

这跟从前小语种有过的黄金时代相比,实在让人忧思。我国的小语种翻译,与整体文学翻译一样,主要经历了几个转折:一个是20世纪初,由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点燃了火种:文学翻译的重任,是从外国作品中寻找新思想,改造传统的语言。

到了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,并未停止发展的文学翻译,则从精神上鼓励国民抵抗外侵,一个典型便是傅雷翻译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。

接着是文革的空白过后,改革开放以来翻译界格局的重新“洗牌”。

当年,《新青年》杂志是译介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。最早的介绍便是一些小语种作品:1918年6月出版的“易卜生专号”,把与传统势力对着干的《娜拉》剧本介绍了进来。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成立,翌年沈雁冰亲自主编革新版的《小说月报》,出版了“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”,“泰戈尔专号”、“安徒生专号”等陆续问世。

这时的文学翻译界,有鲁迅、沈雁冰、瞿秋白、耿济之、郭沫若、郑振铎等人“开天辟地”。鲁迅的翻译包含了日本、东欧国家的文学作品。而沈雁冰经常在《小说月报》上编译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。德国文学由郭沫若撑起一片天,他翻译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和《浮士德》,在当时擦亮了爱书人的双眼。

郑振铎自1922年起接替沈雁冰主编《小说月报》。他每期撰写《文学大纲》,对古今的外国文学做了系统的介绍,还向读者译介了印度泰戈尔的诗集多种。潘家洵则翻译了易卜生等人的作品,在推崇外国戏剧方面居功至伟。

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,小语种文学翻译的火种并没熄灭。比如如今全国只有一所高校(上海外国语学院)开设专门课程的古希腊语文学,当时就有罗念生、叶君健等人担当顶梁柱。《译文》杂志在1953年复刊,从1959年起改名《世界文学》。当时俄国文学虽然始终占据“垄断”地位,但东南欧国家的文学译介也不逊色:波兰、捷克斯洛伐克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南斯拉夫、保加利亚、阿尔巴尼亚等国,都受到国内读者关注。而为一代“文青”津津乐道的波兰的密茨凯维奇、匈牙利的裴多菲、保加利亚的波特夫的诗歌作品,都是在此时“进口”的。而当时蒋承俊还翻译了捷克现当代作家中伏契克的代表作《绞刑架下的报告》,该书已成为一代人的记忆符号。

新时期的“满地开花”

自20世纪初以来,中国文坛一向有译介弱小民族文学的传统。1949年到文革之间,我们对亚洲、非洲、拉丁美洲等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堪称“满地开花”。

朝鲜的古典文学作品《春香传》、印度史诗《摩诃婆罗多》和《罗摩衍那》、《五卷书》和迦梨陀娑的《沙恭泰罗》,以及印度现当代作家泰戈尔和普列姆·昌德的作品,巴基斯坦的伊克巴尔诗集,阿拉伯国家的《一千零一夜》,埃及的古典作品《亡灵书》以及《现代阿拉伯小说集》和《现代阿拉伯诗集》,再加上土耳其的希克梅特诗集等等。

仅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国内便翻译出版了40多个作家的文学作品。单算1971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集,国内便有六种不同的译本出版。此外,196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的作品,以及巴西作家亚马多的小说集,都得以在国内“见光”。

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苏联曾出大力气培养过一批中国的翻译专家。翻译家吕同六便是在苏联学的意大利语,另外有不少研究古希腊语的老专家也都曾是“留苏才子”。而当时的小语种翻译界,各语种“门派”香火绵延:印度文学方面的季羡林、金克木、谢冰心、石真等人;阿拉伯文学方面的马坚、纳训等人;古希腊罗马文学方面的罗念生、杨宪益、杨周翰等人;德语国家文学方面的朱光潜、冯至、张威廉、钱春绮、傅维慈、田德望等人;北欧文学有潘家洵、萧乾、叶君健等支撑;南欧文学方面有戴望舒、杨绛等坐镇;东欧文学方面,则有施蛰存、孙用、吴岩等;而在拉丁美洲文学方面的顶梁柱是王央乐等。当时“少壮派”翻译工作者的成长,能用“雨后春笋”来形容。

文革之后,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于1979年在南京成立,全国每年出版西语国家文学作品均能达到30种,比以往增长了一倍。而且新时期的翻译大部分直接译自原文。上世纪80年代,拉美文学的译介曾出现过一个高潮。当时,大批西语、葡萄牙语学者到拉美留学工作,接触到大量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拉美“文学爆炸”的代表作。当“拉美魔幻现实主义”的马尔克斯《百年孤独》、《加西亚·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选》,以及马里奥·巴尔加斯·略萨的《城市与狗》、《绿房子》等被译介进来后,拉美文学以与从前截然不同的“先锋”面目出现在中国读者眼前。而且这种“魔幻”的影响与日俱增,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《拉丁美洲文学丛书》,陆续引进了近六十种形形色色的拉美创作。

“小语种”拉美,与“西方文学热”共同参与着新时期的文学构建。

陷入困局前的“回光返照”

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每年出版图书的百分之三四十都是翻译图书。只不过翻译的渠道、数量、引进速度都比过去大大增加,翻译所担负的任务也多元化:文学翻译的主角地位,在科技、哲学、经济等图书数量惊人的译介需求之下,显出了力不从心的斗志。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东欧文学翻译,依然是星罗棋布的。除去用法语写作的捷克作家米兰·昆德拉,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,捷克文学大师哈谢克的作品已得到翻译家星灿的直接译介。接下来,捷克的伊凡·克里玛、赫拉巴尔、波兰的米沃什、凯尔泰斯·伊姆雷等大师的作品陆续被介绍进中国,其中大部分是乘着诺贝尔文学奖的东风而来。

在世纪之交的1999年,译林出版社曾推出过浩大的“世界英雄史诗译丛”工程,收录了世界各主要文化中流传的英雄史诗19部20多种。这次向中国读者展示世界史诗文学的全景景观,除了有古希腊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、《奥德赛》等的新译本或新校本,还有较“小众”的巴比伦《吉尔伽美什》、波斯的《列王记》、格鲁吉亚的《虎皮武士》、亚美尼亚的《撒逊的大卫》等作品。特别是名为《松迪亚塔》的五部非洲史诗的翻译,直接来源于20世纪人类学家对民间口传文学的考察和记录。而所有的作品基本都由将退休的老译者直接从原文翻译过来。这几乎能看作是小语种翻译陷入困局前的一次回光返照。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璐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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