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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语种翻译:一声叹息下的楚楚自怜

2010-09-10 16:44

随着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公司在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宣布之前签下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作品,并将之翻译出版,赚得盆满众人艳羡;众多出版社也在英语视野外挑选引介,有人预言,小语种文学翻译出版有望成潮。中国翻译界一直以来劣质译品横行,翻译诟病也一直为人批评。

尤其是去年出现了“译写”风波、“诺贝尔文学奖文集李斯抄袭案”,2006年底百名翻译家、出版家发出“呼吁译者、出版社自律,学术界加强翻译批评”的联名倡议,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我国小语种图书的译介情况如何?

 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日推出了学者作家埃科的小说《波多里诺》,并宣称埃科系列将由意大利文翻译出版。20年前出版的《玫瑰之名》从英文转译而来,此次选择的是从意大利文翻译的台湾皇冠译本,由责编结合意大利文、法文和英文三种版本,校勘完善。正翻译《玫瑰的名字》(《玫瑰之名》新译本名)的沈萼梅教授,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意大利语权威学者,《洛阿娜女王的神秘火焰》译者是精通多种语言的王永年,译《昨日之岛》、《傅科摆》的刘月樵和郭世琮,分别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编辑和外交部意大利问题专家、中国驻米兰前总领事。

 诸多译者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译消得人憔悴。同时正在进行的还有作家赫拉巴尔的小说译介,在捷克现当代文学上,他是与米兰•昆德拉齐肩的重量级作家,在捷克甚至还高于昆德拉。从1997年起,中国青年出版社策划并陆续出版“赫拉巴尔精品集”,去年的《世界美如斯》亦从捷克语译出。苦于捷克语翻译的断层,翻译艰难。

  翻译文学对移入语国家文学的一大贡献是,让移入语国家的作家在创作上得到启迪,在创作手法和题材的耳目一新中得到艺术的享受和文化的交流。在全球化和美国化的世界背景下,其他闪光的非主流文化的声音更值得中国倾听。

  记者对三大翻译出版中心——人民文学出版社、译林出版社、上海译文出版社,以及译者和活跃在翻译出版一线的编辑进行了采访。就调查来看,小语种翻译面临种种困境:好译者难找,后继无人的叹声一直就有,但并未有得力措施;译者使用有余而培养不足;稿费低下,翻译成为一厢情愿的付出;外语编辑的水平亟待提高。

  困境1:小语种翻译多为转译

  《世界文学》主编余中先认为,从翻译人数来说,在中国,俄语、法语这两门语言算是小语种中的大语种。外国文学方面的大语种,还应该包括德语、西班牙语、阿拉伯语和葡萄牙语,而不单单是英语。

  记者观察到,中国的小语种图书大多是从英语或法语译本转译的,英语作为强势语言,研究者众;法语常关注文化的独特性,对作家作品的反应非常及时。如捷克作家米兰•昆德拉的作品,就因为有法语版免遭暗香无人识之尴尬,与他齐名的捷克作家伊凡•克里玛却难逃埋没命运。译者有如叛徒,虽然不免对过了两道手的翻译是否还能保持原风味留有疑问,但转译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。

  转译其实是人才不足的表现。以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为例,能用土耳其语译当然好,如果有可选择的译者当然更好,但目前中国似乎就一个译者。

  曾任译林出版社译文编辑室主任的施梓云回忆起当年出版16卷本的世界英雄史诗译丛的翻译过程,感慨万千。当年要求所有作品直接翻译,邀请了众多语言专家,但现在再找相当实力的译者,却很困难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文所,过去几乎包括了所有欧洲的小语种专家,但现在随着老一辈的退休,出现人才断档。

  从事东欧文学研究的学者高兴证实了他的观点,现在要重建东欧研究室,却没有合适的人选。东欧文学的翻译,亦由长者在苦苦支撑。如参加赫拉巴尔作品翻译的翻译家杨乐云、万世荣、刘星灿、劳白均为70岁以上的老人。又如波兰,这个小国获诺贝尔文学奖有好几位,但在中国懂波兰文学的没几个。

  虽然转译相对省力,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获悉世界文学动态,但若作品西方不认可却又适合中国人阅读,这该怎么发现?比如中国人喜爱的约翰•克里斯朵夫就是一例。余中先说,很多包括非洲和东欧的作家都很优秀,但中国缺少系统的研究介绍,跟在西方的书评后面转。中国人需要凭借自己的口味和眼光,加以选择。老翻译家苦苦支撑,市场上重译众多,余中先呼吁老翻译家去翻译一些应该翻译的作品,否则是出版的浪费。

  就出版社来看,在考察译本时,他们通常一方面考虑特约编辑,一方面找英文对照参看。据施梓云介绍,该社有英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法语、日语、德语的编辑,但远远不够。无法对编辑进行要求,就只能在译者的选择上用心。

  困境2:学小语种的人哪去啦?

  由老人苦苦支撑显然力不从心,现在活跃在译界的都是著名的译者,一般都很忙,比如余中先,一年短的小说也要翻译三四本,学习小语种的年轻人都哪里去了?

  记者采访中,出版社方和译者都不约而同提到了这样一个掌故,刘绍棠在1950年代翻译了一部书稿,得了3000块稿费买了一个四合院。现在呢,按照通行千字50元的标准,一部12万字的译作,也刚够北京白领一个月的工资。小语种培养的人就少,在商业时代背景下,和其他经济效益立竿见影的职业相比,出版的不热门、低稿酬,制约了翻译人才的培养和发展。

  译林社《卡尔维诺文集》责编陆志宙告诉记者,目前最理想的翻译者,是热爱翻译,喜欢作品,不计较经济得失的人。但实际情况是,现实生存面前,很多人碎碎念着“稿费为啥只能这么低”,一边投身经济大潮,大学老师翻译作品还不算科研成果,作文学翻译的更少。

  据施梓云说,国内外译者稿费上待遇都一样。如果提高稿酬,书价提高,读者不会买账。而低稿酬的背后是译者在付出。比如那套史诗工程,将退休的老译者是为了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圆满的句号。

 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编辑认为,外国文学作品曲高和寡,市场不容乐观。当代的优秀作品,社会效益好一些,但市场反响并不理想。稿费的问题,牵一发动全身。他认为,先有出版市场的规范,如建立翻译准入制,才不会让“劣币驱逐良币”。

  困境3:译者拿来主义

  对年轻的译者选拔成为当务之急。在采访中,出版方却认为,出版方没有培养译者的义务。至于对译者的培养,出版社一般是找国内最好的译者来用。

  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史领空认为,目前译界没有类似歌手和唱片公司签约的机制,社里有固定的译者群,但没有专门的译者。

  他认为,从文化建设的角度,出版社应该培养译者,但现在出版社正在转企,出版社在传统和品牌上尽管有文化追求,也要使自己的经营符合市场规律。而且目前译界市场混乱,劣币驱逐良币:如盗版问题,受到侵权的出版社获得的帮助很少,多数读者并不能分辨译文好坏。

  译者即使有热情,坐上文学的冷板凳,尚需慢慢磨练。想做文学翻译,也要有足够的文学造诣。翻译家林少华曾说,文学翻译在某种意义上需要天赋,需要一点灵性。杨乐云也曾这样苦恼地告诉记者,她强调说,一直以来,外语教学被当作狭隘的单纯语言机能的训练,很多人翻译技巧很好;但是,对文学内心的热爱不多见,对该国语言的文化背景并不熟悉,并非自发主动去了解语言背后的文化意蕴;同时,汉语水平也欠火候,而中西皆通恰恰是最重要的。

  高兴认为,文学研究需要投入热情,理想的翻译要带着自己一定的研究欣赏和理解,否则不能成为优秀的译者。译文更多体现了译者的水平,比如比较傅雷和他人翻译的罗曼•罗兰,文本散发的文学气息完全不同。

  困境4:出书要快!快!快!

  国内出版社和国外签新书版权,需要在18个月翻译出版,否则合同作废。这使得出版社给译者留有的时间有限。有译者认为,现在出版社的功利性太强,时间要求太紧,翻译基本无法做。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某编辑称,据带他的老编辑说,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年一个编辑的工作量为40万字,会一句句对照核对。但现在有合同约束、利润逼着,出书速度就要提高,从客观来讲,不得不快。在编辑过程中发现,有的译者是可以培养的,但缺乏老一代译者精益求精的精神,随意性多一些。只看中文很棒,但一核对原文,就目瞪口呆了。多年的编辑生涯让他对“译文如女人,译者如叛徒”不无感触。

  和可以向资深的老编辑学习的出版社相比,文化公司更善于团队作战。在世纪文景,据内容总监李继宏介绍,编辑常常作为团队一起工作,遇到问题大家一起来解决。99读书人策划的《法兰西组曲》和《风之影》,受到了诸多书友好评。编辑彭伦认为,从资金的周转周期来说,当然越早出版越好,也就更需要在短时间内控制译文质量,建立全面的译者队伍。

  对于译界情况,他没有太悲观,他认为国外小语种有很多畅销潜质的书。选书很关键,编辑需要有通畅的信息采集网络,而出版社去国际书展,通常都是当成领导的福利,年轻编辑都没有机会,没有时间去了解最新的动态,这对他们的成长很不利。

  众议出路

  翻译职业化。翻译很重要,学术/文化翻译皆然,但这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,学者做翻译大约长不了,最多做做和自己相关的研究课题。国外的汉学家,极少自己做翻译的。

  有人认为,最好的方法,是文化/学术翻译职业化。鼓励那些长于外语,有知识喜好,却并不善学术的人专事翻译。如外语学院的教师,就该给他们评翻译系列职称,叫翻译教授,这比制造许多学术垃圾贡献大多了。这是个大的制度问题,如果制度解决好了,中国这么大,这么多人才,那种创造性肯定了不得。这样的呼吁一直存在,但高校学术评价体系仍未为翻译让步。

  出版社要培养通晓多国语言的编辑人才。在李继宏看来,目前不是特别缺翻译人才的问题,最关键在于出版社没有通晓多国语言的编辑人才,比如编辑通晓罗马尼亚语,才能发现好作品,并找到人来翻译,这里存在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沟通的问题。

  政府发力。施梓云看到过一篇新加坡分析家谈中国的软实力问题的文章,他希望政府能将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过去的有些做法继续下去。作为一个世界大国,对外部的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有足够的研究。一旦需要的时候,国家能有足够的人才为决策者提出决策参考,这不是今天抓,明天能见效的事。苏联当年组织了很大的力量研究各种语言,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专家是他们培养的。如翻译家吕同六是在苏联学的意大利语,很多研究古希腊语的老专家,也是如此。但“文化大革命”后,停顿了,小语种也就断了。

  希望能重新梳理1950年代翻译的作品。具体到工作上,高兴则希望能重新梳理过去在1950年代翻译的作品。当年前辈做了大量工作,但受意识形态因素影响,不太能准确把握作家作品,希望能尽可能回到文学的角度重新打量。

  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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